張國榮

　　本報記者周喜豐北京報道
　　“維護憲法、法律權威”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《決定》，對於一段時間以來的爭議可謂一錘定音。法治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於何處？司法改革對於建設一個法治中國，又有何意義？
　　回溯歷史，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司法改革，是從1998年肖揚就任最高法院院長時開始的，其兩屆十年任期被法學界譽為中國司法改革的黃金十年。而其前奏則是黨的十五大。十五大報告明確：“推進司法改革，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”。
　　此後，最高人民法院先後出台了三個“五年改革綱要”。但由於法院的人財物受制於地方，一些地方法院變成“地方”所屬的法院，僵局難破，“地方化”成為各界詬病司法不公的一個重要理由。
　　今年以來，在糾正與防範冤假錯案的思潮中，“審判獨立”被頻頻提及。十八屆三中全會的《決定》，則對司法改革提出了新的方向與目標，既明確，且系統。概括而言，其核心是“一個重心、兩個基本點”，“一個重心”即“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”，“兩個基本點”即司法外部的“去地方化”和司法內部的“去行政化”。
　　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薑明安曾多次受邀參加關於司法改革的討論。他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認為，司法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組成內容，同時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、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，沒有司法體制的改革，這三大改革很難取得最終的成功。此輪司法改革的提出，無疑給予了各界對於實現法治中國夢的更高的期待。
　　可以探討“地方法官集中在省人大任命”
　　瀟湘晨報：司法改革與審判獨立對於我國的經濟、社會發展有怎樣的意義？
　　薑明安：審判獨立是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，而司法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組成內容，同時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、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。沒有司法體制的改革，這三大改革很難取得最終的成功。
　　舉個簡單的例子，在審批制度的改革中，有人發現政府還在頂風搞違法審批，於是跑到法院去起訴，但是法院不能做到公正受理、審判，那審批改革不是等於零嗎？
　　另外，自十八大以來，高層一直在講依法執政。沒有審判獨立，就不可能有依法執政。執政者違法執政，濫用權力，司法管不了，依法執政怎麼保障？
　　因此，我認為，無論經濟體制改革、社會體制改革，還是政治體制改革，都需要審判獨立保障。沒有審判獨立保障，各個領域的改革和改革成果都難以得到保障和鞏固。
　　瀟湘晨報：去地方化與去行政化牽涉到法院、檢察院的地位及法官、檢察官的任命問題，與憲法及相關法律規定相衝突，是否應該修憲修法？
　　薑明安：財物的上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，主要是人事這一塊，院長、檢察長的任命不修改法律是不行的，但是地方法官今後能否集中在省人大任命，可以探討。今後肯定要修改憲法和組織法來解決，但一下子解決可能性不大。
　　就法院來說，目前也有辦法，我們可以走專門法院的路子。人民法院組織法已經規定，可以設立專門法院，比如我國已經有了的海事、軍事法院，都是脫離地方的，今後還可以設置行政法院、知識產權法院、環境法院。當然，普通法院現在還不行，只能授權地方先做一些試點。
　　瀟湘晨報：這種去地方化仍是一種垂直化管理，審判機制的改革與行政管理如何有效地區別開來，以不干擾法官的審判？
　　薑明安：法院的垂直管理，並不是一種上下級的領導關係，而是監督關係，主要問題是法院沒有去行政化，導致了實際上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，產生下級法院請示上級法院，審判員辦案要請示庭長、院長等司法積弊。本來組織法也沒有規定這種請示制度，要通過司法改革，實現審判者裁判，裁判者負責，讓上下級法院及審判員與庭長、院長回到其本來的關係，院長不能任命庭長，庭長不能命令審判長。最近，我看到最高法的一位副院長在審案子，這是一個好現象。
　　應改革管轄制度，解決地方保護主義解決地方保護主義
　　瀟湘晨報：根據目前的改革方案，應該如何擺正公、檢、法之間的關係及公檢法與政法委的關係？
　　薑明安：在法律的設置中，公檢法本來就是相互配合與制約的關係。主要是政法委的問題，政法委的工作應該是管司法政策、管幹部，不能幹預個案，不能把公安、檢察、法院組織到一起開會，給個案定調，不能就個案給公安、檢察、法院下指示、做批示。
　　中央應發文規定或者中央政法委發文明確，這個問題就不大了。因為它本來就沒有法律依據，三大訴訟法都沒有規定政法委可以就個案協調公檢法。
　　瀟湘晨報：如何避免司法改革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？
　　薑明安：這方面應改革管轄制度，通過交叉管轄、指定管轄來解決。比如，北京的案子放到上海去審，岳陽的案子放到長沙審，地方就很難干預。部門干預主要表現在行政案件由被告所在地管轄，而部委的案件都集中在北京，如果部委的案子不放在北京審，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。
　　前幾天，我在最高法討論時，也談到今後可以成立上訴法院，比如在東北成立一個上訴法院，東北三省的上訴案件都要這個上訴法院審理，它相當於最高法派出的法院，全國分幾大片區來設立，與行政區劃錯開，這樣，部門干預不了，地方也干預不了。目前，就有一些案件的審理屬指定管轄，比如薄熙來案就放在山東審。所以，可以通過管轄制度的改革作出一些規定。
　　瀟湘晨報：司法的去地方化與去行政化，能不能解決司法腐敗問題？如何保證權力特別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得到有效制約，不被濫用？
　　薑明安：司法的去地方化與去行政化，是解決司法腐敗的必要條件，而不是充分條件。沒有去地方化、去行政化，司法腐敗問題就解決不了，法官的裁量權就不能被有效制約。有了這個條件，還不夠，還需要政治體制改革、法官制度改革配套。單純靠去地方化、去行政化並不能解決司法腐敗。
　　冤假錯案，探究原因比平反意義更大
　　瀟湘晨報：一些地方法院已經啟動審判機制改革，比如深圳福田法院、佛山中院的審判長負責制，但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模式，這種改革是各地自主試驗，還是應該自上而下一盤棋更好？
　　薑明安：我個人認為應分兩種情況來看，一種是探索性的改革，還拿不准的，效果如何還不清楚，需要“摸著石頭過河”，可以先搞試驗，但是有一些看準了的，就不必搞什麼試驗了，比如，政法委不再干預個案，上下一盤棋最好。有些改革，前面的目標已經很清楚的，不能老是在河裡不上岸，直接對法律法規進行修改，實施就可以了。
　　瀟湘晨報：現實中，人民陪審員制度廣受詬病，“陪而不審”，是否應該加強人民陪審員的話語權？是向陪審團靠近還是在現有基礎上做一些調整？
　　薑明安：主要是三個方面：第一，要儘量想辦法提高人民群眾的法律素質，畢竟人民陪審員是從人民群眾中產生的；第二，陪審的方向，主要是審事實問題，陪審員也可能是教授、工程師、醫師，一些專業性問題可能比法官更專業，而法律問題應由法官來審；第三，要完善人民陪審員的考核和選拔機制。如果有陪審員長期“陪而不審”，下次可能就不選他了。
　　瀟湘晨報：近年涌現了一批重大冤假錯案，也讓人審視司法體制、司法理念與公檢法之間的關係問題，司法改革對防範冤假錯案有哪些積極意義？
　　薑明安：特別是今年，冤假錯案的平反取得了很大的成效。更重要的是不要停留在平反的層面，其最大的意義是，要分析為什麼會造成冤的錯的，哪裡出了問題，探索研究造成冤假錯案的機制、體制的原因，然後再去明確改革的方向，這比平反個案的意義更重大。
　　實現審判獨立，可分五步走
　　我認為，實現審判獨立，可以分五步走。第一步，目前立法機關正在啟動修改《行政訴訟法》，可通過修法設置脫離地方行政區域的獨立行政法院。第二步，在各級法院內部開展“去行政化”的改革，審判委員會也要改革，也要“去行政化”。今後可在保留審判委員會的同時，在審委會設立大審判庭。審委會認為重大疑難案件需要自己審理時，可以以這種大審判庭形式對該案進行終局審判。大審判庭的審判人員可以由7至15位審判委員會成員組成。每次審案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的法律領域，由審委會不同專業背景的成員組成。大審判庭同樣應遵循司法程序，在聽取當事人及其律師的陳述和辯論後作出裁判。第三步，要通過黨內法規明確政法委不能過問具體個案。第四步，待行政法院試驗成功，其他條件成熟時，讓所有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都脫離地方行政區域。不僅僅行政審判，民事審判、刑事審判整個人、財、物都獨立於地方，不受地方干預。第五步，若干年後，高級法院也脫離省一級行政區設置。由幾個省、市聯合成立一個高級法院，比如北京市、河北省、天津市、內蒙古自治區在一起設一個高級法院，東北幾個省在一起設一個高級法院。這樣的話，高級法院就不會受到省級地方當局干預。——薑明安
　　（原標題：審判獨立是各領域改革的保障）